语言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类的精神创造。 这是一个总的概念，事实上人类有着不同的群体，这种群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种族。 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语言，而语言的差异取决于它们的形式，而形式与民族的精神又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就其内部联系而言，语言就是民族意识（der nationelle Sprachsinn）的产物，它与其所依存的社会不可分离，“要是我们不以民族精神力量为出发点，就根本无法彻底解答那些跟富有内在生命力的语言构造有关问题，以及最重大的语言差异缘何而生的问题。 ”［1］汉语言是在各民族的接触、碰撞、吸收和互相融合的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也是汉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出现的标志。

一、汉语的历史渊源和南北扩散

在学术界，一般学者认为汉族是华夏族在与边缘的蛮夷等古代民族的长期接触、融合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并从汉代始,称之为汉人或汉族而延续至今，其语言也就称之为“汉语言”。 追溯历史，早在距今七万年以前，蒙古利亚人种的一部分从印度恒河流域移向东南亚， 进入中国东南部， 渡过长江、黄河，一直延伸到渤海，形成南岛、百越部落；另一部分向东进入黄河流域，形成阿尔泰部落，这样，就出现了北南两大人群。 这两大人群在后来长期的争斗中发生融合，形成了原始汉语部族，其中一部分东进昆仑山，形成汉藏部落。 这一部分人逐渐迁移、散布在今河西走廊、河湟流域，而原始汉语部族居住在今甘肃天水、陕西宝鸡一带，藏缅语部落逐渐南迁，其中羌人、藏人就分布在今甘肃、青藏、新疆；蜀人、氐人、巴人分布在今四川等地。 此时，那部分原始汉语部族一直向东迁移，分布于整个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地带，在这里创造了前仰韶文化，并与原始东夷人在征战中发生语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形成了太昊（伏羲氏）文化，太昊被公推为黄河流域的人文始祖。 到了神农氏末期，原始汉语部族中出现了一个强大的汉语部族，叫“少典氏”（有熊氏），少典氏和原始汉语部落的有牛氏分别通过婚姻，与另一个原始汉语部族有蟜氏繁衍成黄帝和炎帝部落，这两个部落为争夺霸主， 在汾河下游的阪泉地区①发生激战，炎帝败，归服黄帝，由此便形成了以华北平原、汾河平原、渭河平原诸多远古汉语部落融合成为华夏族。

华夏族这时还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但它在公元前2700 年，在今河北省涿鹿地区大败蚩尤，占领今河南大部，并定都新郑，在与东夷的语言文化交流中，产生了适合于汉语特点的文字。②但是，这种文字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 到了殷商时期（公元前14 世纪～前11 世纪），出现了刻在龟甲、兽骨上，为占卜使用的一种文字，曾经叫做“契文”，现在统称为“甲骨文”。 后来又有了“金文”，所谓“金文”，就是在青铜器上刻的或铸的文字，因为这类铜器以钟和鼎最为常见，所以也叫做“钟鼎文”，钟鼎文和以前的甲骨文、金文、籀文以及六国文字在内，总称为“大篆”。 所谓“六国文字”，又称“东方六国文字”，即战国时期东方齐、楚、燕、秦、赵、魏等国文字的合称。其字体分为晋、楚、齐、燕四大种类。文字的差异也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当时语言并没有完全统一， 语言的不统一又反映出诸侯国的分立状态。通行于春秋时期秦国的一种字体也叫“大篆”，因为它著录于字书《史籀篇》而称之为“籀文”，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把从大篆发展而来的“小篆”作为通行全国的标准字体，后又从小篆减省而产生一种应急的字体，这种字体因为多为徒隶所用，故叫“隶书”，此时，“小篆”与“隶书”并用，而小篆为正体，隶书为俗体。 到了汉代，隶书上升为主要的通行字体，称为“汉隶”，它和秦隶相比，更突出了笔势飞扬和“波磔”“平捺”挑起的特点；汉末，兴起楷书，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普遍通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相继出现了草书、行书等。 文字字体的发展和变化，不仅反映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而且也反映了它所书写的语言的发展、变化。 从汉文字演变的历史，折射出汉语言的发展和词汇的日益丰富的基本趋势，而词汇的丰富正是反映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们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动态关系。但是汉字不是拼音文字， 而是一种表意体系的文字，原有的汉字是难以适应语言发展、演变的客观需要的，所以仅仅依靠象形、会意的方法来造新字已经不够用了，于是，就出现了用假借的方法“以旧标新”，从而造成了一字多义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交际的方便。 为克服这个困难，就用形声造字的方法增加或改变偏旁， 如 “無” 为甲骨文的“［無］”，本义为“丰也。 ”后来，“無”的意义又有了引申，表示“草长的多而乱”，即“乱草丛生的地方”，《说文》解：“薉也，从艸，無声”。 所以“無”字就增加了一个草字头。从形体上区别了不同的字义。现在，“無”字又简化为“无”，在意义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一个多义的、多语法功能的单音节词，并且可以作为构词词素构成一系列新词。 而“蕪”却仍然保留着它本来的意义，并简化为“芜”，其构词能力远远比不过“无”。 文字形体的变化，反映语言的变化和社会的发展，通过文字，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发展的状况。

华夏族在后来的征战中又融合了其他文化的部族， 建立了强大的国家，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夏、商、周。 《礼记·礼运篇》：“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公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仪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做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 ”这就说明原始公社已经分化，产生了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贫富有别的阶级社会。 这个帝都洛阳的夏朝最后（十七帝）一个暴君，却被商汤攻灭。 而在夏朝时期，居住在中国东南方的越族就与华夏族文化有了密切的接触。 文化的接触当然会带来语言的同化或融合，这可以用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和下游的海岱文化（以大汶口文化为代表）为证。 当时的“夏国”所直属的领土包括中原和晋南，分布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汉藏部落和吐火罗人还处于独立的境地。 但到了商代，帝喾和东夷部落的简狄之子契及其后代成了中原的主人，经过500 多年的统治，最终完全华夏化了。 其领土要比夏朝多了华夏化东夷的今鲁西南、豫东北地区。 当时的“国”甲骨文写作“口戈”，意思是“用武力保护人口”。 可见华夏语实际上已经成为当时的“雅言”了。 这就是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 周代，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民族共同语。 秦代，秦始皇征服百越，将原六国的逃亡者、贾人等发配到岭南作垦卒。 而这些垦卒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他们聚集一地要互相交际，就必须使用雅言，直到西汉时期，平定南越国之后，“雅言”也开始在岭南广泛传播。

但是，到了西晋，统治者的残酷压榨，大量农民流亡，在蜀地流民发动起义，与黄河流域的匈奴族合力反晋，加之外戚贾杨两姓的争权之乱毁掉了西晋，成就了匈奴政权。 早在308 年，匈奴贵族刘渊就趁天下大乱，自立为帝，建国号为“汉”的割据政权，逐渐消灭了周边诸小国，于永嘉五年（311 年），长驱直入，杀进洛阳，统一了中国北部，给那里的文化与语言带来巨大的冲击，雅语在北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雅语胡化的现象。 就在这个时期，岭南地区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 西晋灭吴国后，南方士族被排斥，要求士族间必须讲洛阳话（雅言），但出身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的王导却为了联络南方士族也常说吴语，尽管如此，仍然保持了雅言的基本面貌。 正如唐代诗人张籍《永嘉行》咏道：“北方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 ”意思是说，北方人为躲避战乱跑到了南方，而南国的人至今还能说晋国的语言，反映了民族的大融合。 这里说的“晋语”，是指与北方其他方言不同的保留韵尾带有喉塞音的入声，分布于除山西省南部汾河谷地以外、内蒙古中西部、河北省西部与西北部、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的西部、陕西省北部的那种方言。 这种方言与西南官话、江淮官话都有入声，因此，被一些学者划归于官话的方言之一。

在秦以前，诸侯割据，“国家”林立，其语言是不完全统一的，甚至相互之间无法进行语言的直接交流。 战国时的孟子在他的《孟子·滕文公下》中，有一段话就是佐证：“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 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因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也，亦不可得矣。 ’”当时的齐国就在今山东省北部和河北东南部，而“楚国”则在今湖北和湖南北部（后来扩展到今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和四川），一是“齐语”，一是“楚语”。齐语就是今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被齐兼并而形成的一种语言，后来衍生出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孔孟儒家学说。 而“楚语”则是融合了江汉一带的各民族部落的语言，显然和齐语有明显的差别。 这种南北隔离的状态是秦以前的基本状态。

公元前221 年， 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结束，就形成了以原始汉语部族为主体的统一大国。 秦始皇在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 也大力推行 “书同文”， 改变战国时期的那种 “田畴异亩 （亩大小不同），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 这种“异”中的语言，都大体“异化为同”了。 特别是李斯参照当时东方文化发达的齐鲁地区通行的一种文字（汉朝人称为古文），进行订定，称之为秦篆（也称小篆），教育学童书写，并讲授语法知识，后又由狱吏程邈创制的笔画更为简单的隶书，一直广泛地沿用到汉朝。 这样，即使是语言有方音之别，因为有了统一的文字，方言便成为次要的困难了。

秦朝虽然灭亡了，却为汉高祖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汉高祖尊儒立官学，实行策问，全国各郡保薦学生到京师学校受业，这就极大地推进了语言的统一。 东汉时期， 古文经学家许慎用了21 年的时间（100 年～121 年）著成了《说文解字》十四篇，他收集小篆、古文（战国时文字）、籀文（西周时文字，又称大篆），共9353 个文（独体为“文”。 如日、月等）字（合体为字，如江、河等），解释每一个字的形体、声音、训诂（字义），它集西周以来文字之大成和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在一定意义上对当时的语言起到了制约规范的作用， 而且也是我们今天研究甲骨文、金文不可缺少的阶梯，是研究小篆体的直接样本， 是我们今天系统认识和掌握上古汉语语音、词汇和读通先秦两汉古籍的重要工具。 在语言上随着继续向外扩张，匈奴接受汉文化，改用汉姓，鲜卑使居陇西等郡，与汉人杂处，称陇西鲜卑。 氐族本是居住于中国西部的旧族，魏晋时散居扶风、始平、京兆等地，加速了汉文化的吸收，汉语成了通用的语言；而住在中国西部的氐羌族虽然分别以氐人苻坚前秦国，羌人姚苌建后秦国，但前者迁居关东后逐渐倂入汉族，后者在其政权崩溃后，也逐渐倂入汉族。到魏末年，十六国时的那些旧的族名，在黄河流域已经很少见到了，后又经过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和迁洛鲜卑华化及六镇流民内迁和隋灭周的三个阶段，终于建立了汉族政权，再次实现了统一。这个事实说明秦汉以来，汉族已经基本形成为一个相当稳定的共同体。 尽管隋朝历史短促，但在文化上要高于南北朝，展现出语言的统一性，这主要表现在佛道儒三教的兴起。 周武帝灭佛，隋文帝恢复了佛、道二教。 据史料记载，隋文帝亲自为京师和大都邑的佛寺写经46 藏， 凡13 万卷， 修治旧经400部。 到了隋炀帝又修治旧经612 部，共 余部，并且通过翻译，不但将天竺和其他诸佛教国家的大部分著作及其宗教文化、 哲学思想介绍到中国，而且也大大地促进了汉语言的发展和词汇的丰富。 我们今天所说的汉语里就有很多佛教词语和梵语词汇。 例如：“刹那”、抖擞、大彻大悟、三生有幸、前因后果、烦恼、尘缘、镜花水月、浴火、解脱、割爱、世界、觉悟、心心相印，等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汉末由于佛经的翻译， 使汉语接触到了拼音的古梵语，受梵语拼音字理的启示，隋代陆法言著《切韵》，成书于隋文帝仁寿元年（601 年），共五卷，收1.15万字，分193 韵，平声51 韵，上声51 韵，去声56韵，入声32 韵，创造了反切给汉字注音。 这个注音方法到了魏晋时期开始盛行，唐代初年被定为“官韵”。 唐末僧人守温又根据唇舌齿鼻喉五个发音部位，制定了一套30 个字母的汉语辅音字母表，到了宋朝增补至36 个， 这就形成了完整的汉语辅音体系，陆法言的《切韵》和孙缅的《唐韵》又建立起汉语元音体系（《切韵》到宋代发展成为《广韵》），有了辅音和元音，原有的两个字合起来注音的“反切”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可见，佛教传播及佛经的翻译，对于汉语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可忽视的。

在这里，我们要着重讨论一下，佛经翻译对于汉语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据史料记载，最早在中国翻译佛经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东汉时期来到中国的天竺人摄摩腾和竺法兰二人，他们仿照《论语》体裁，用典雅的文辞总摄佛学要旨，共四十二章经，约两千余字，实际上算不上是翻译，而是讬名翻译著述。 后来，中国佛教信徒增多，汉人翻译佛经日渐出现。 例如，汉桓帝时，安息国人安清（字世高）来到洛阳，在洛阳生活了二十余年，翻译佛经30 余部。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也不算是翻译，而是由他口述，汉人严浮调③笔录。 当时译家称这种译本是“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为群译之首。 ”这种翻译方法被称为“直译”，是佛教翻译的一个派别；此外就是“意译派”，代表人物是龟兹国人的鸠摩罗什。 他七岁出家学小乘经，十二岁以后又学大乘经，游历诸国，访求名师，博学多闻，幼年就成为西域诸佛教国公认的大师。 385 年，吕光据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17年，学汉语言文字；401 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在国立译场逍遥园专事译经事业。 鸠摩罗什的的翻译方法不同于我们现代的翻译，他是“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宣出的义旨，要经过义证，就是要经过名僧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详细讨论，才写成初稿。 ”［2］不言而喻，佛经的翻译实际上是对于佛教经典的义旨的反复探究和推敲，进而用汉语文把它表达出来，在这样的翻译过程中，正是中印文化的深入交流与吸收的过程，它不但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而且对于汉语的丰富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尤其是在文学事业的发展方面，南北文风本来各异，南朝讲究声律和色彩，北方讲究质朴和实用；南北统一后，音韵学、目录学的成就更为卓越。

我们在这里再简略地说一下音韵学的创立。 音韵学始于东汉末年， 主要是在佛经翻译的过程中，某些儒生受到梵文拼音学理的启发，开始研究汉语的音韵规则，首先创造了用反切的方法来给汉字注音。 如孙炎作《尔雅义》，用反切给汉字注音，双声叠韵的研究也随之展开。 三国时魏李登作 《声类》十卷，把所有的字分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不分立韵部；西晋吕静作《韵集》五卷，按照宫、商、角、徵、羽分卷，并且始立韵部，东晋以后，尤以周顒的《四声》《切韵》和沈约的《四声谱》最为著称。 《颜氏家训·音辞篇》中说：“这些音韵书，都杂有土音，各是其是，互相非笑，莫衷一是。 应该用帝王都邑地的语言参校地方语言，再考覈古今语言的变迁，订定标准语言，来保存正音，排除土音。 ”音韵学的诞生，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具有了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对汉语言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摸索到了汉语言的语音结构规则和声调规律。 《切韵》就是总和复杂不一的古今南北语音，吸收前人所作韵书的长处的一部巨著。 后人不论是考古音，作诗词，均以《切韵》为典范。 唐代孙愐的《唐韵》、北宋陈彭年的《广韵》以及其他韵书，都无不是出于《切韵》之源。 唐及其以后，研究汉语言的著作大量问世，表明了汉语言的日益统一，而汉语言的统一，又折射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面貌，两者是相依共进，互为表里的。 也就是说，语言的发展变化，折射着它所依存的那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而社会的发展变化又促进了为它服务的那个语言的发展变化。

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也看到了汉语言的发展变化是和国内各民族（包括已经消亡的民族）的频繁交往相联系的。 在汉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接触的过程中，无论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还是文化生活方面，都或多或少地吸收了其他民族的语言成分，甚至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已经融入到了汉语之中，成为汉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可以说汉语言的发展是和汉民族的形成及其社会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不乏我国其他兄弟民族的智慧贡献。 从这个意义上讲， 汉语言也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和使用的“族际通用语言”，是中华各民族的智慧结晶。

二、 词义演变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

我们知道任何语言的词都包含着两个部分，一是词的形式；二是词的内容。 所谓词的“形式”，就是词的读音，即声音，所谓“内容”，即是词包含的意义，即词义。 而词义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我们说词义的演变，不但与其读音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且与其社会的发展变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不过，我们在讲词义演变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应该先讨论一下词的声音的演变问题。

词的语音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语流音变，二是语音的历史演变。 “语流音变”是指人们在说话的过程中， 由于受前后音或者说话语速的快慢、高低、强弱等因素的影响，使语流中的某个音或者某几个音发生变化，这就是“语流音变”。 它是在特定的语音环境中临时发生的语音现象，不是稳定的，在另一个语音环境里，那个音就不一定再发生变化。 例如现代汉语普通话的 “天边” 应该是tiānbiān，实 际 读音却 是［tiεn piεn］，而“干仗”读 作［gan t?a?］,没有发生变化，主要是前者在［a］之前有一个“介音”［i］，使［a］前移，变成了前半低不圆唇元音ê［ε］。

语音的历史演变，则是指一种语言的语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和发展，以及亲属语言之间的有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 因此与其社会的发展、变化又有着一定的联系，这是社会语言学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 语音的历史变化必然会涉及到它所代表的那个词义的变化，即或者转义，或者分化。 例如，中古汉语有36 个声母（有的学者认为有37 个），其中有一套完整的全浊声母：并［b］、定［d］、群［g］、澄［?］、从［?］、床1［?］、床2［?］、邪［z］、禅1［?］、禅2［?］、匣［γ］等，后来，这些全浊声母逐渐向同部位、 同方法的清声母演变，到了近古时期浊音清化过程基本完成，在《中原音韵》里，全浊声母大部分已经消失，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全浊声母一个也找不到了。 语音的这种演变必然带来整个音位系列的有规律的变化，并引起整个音位体系的演变， 同时也带来词的分化和增多，从而反映出社会的某种变化和进步。 例如，全浊擦音声母一般变为同部位的清擦音，没有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词汇和语法体系，语音的变化必然影响到语义的变化。 如果把这种变化放到社会层面上来看， 它就与社会的发展变化相联系，反过来， 语言的这种变化又必然会反映出社会的变化。 为什么全浊音在现代汉语里消失了呢？ 而且浊塞音、塞擦音在清化过程中，平声字变为送气音，仄声字变为不送气音，以及现代汉语里的［?］［?h］［?］三个声母是从近古音的齐撮呼的［?］［?h］［s］和齐撮呼的［k］［kh］［x］、两套声母演变而来的。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演变为［?］［?h］［?］的。 王力先生在他的《汉语史稿》中说：“在这种同化还没有起作用的时候，某些原来带韵头（或全韵）i、y（lw)的字已经丧失或改变了它们的韵头（或全韵），它们的声母k、 kh、x；?、?h、s 就不具备前化的条件，所以并没有变为?、?h、?。”跟别的韵母相拼时却不发生变化，不言而喻，这是受到了语音演变的内部规律的制约，但是，语音的变化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又必然会受到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制约，这就有了社会的因素，因为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任何语言文化都必须依靠一定的语音形式来承载和贮存，因此，语音也是社会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 语音的变化和发展又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所以，语音本身就是一种认知方式、价值系统和文化形态。 丁迪梦主编的《汉语语言文化学教程》谈到：“g、k 类发音位置靠后，声音要用力顶，描写或表达的都是沉重的声音，比如雷声，器物的撞击、震动声，如‘哐、咣、哐啷’等；j、q、z、c 类则宜表现凄楚或艰涩的情绪，如‘叫、及、记、起、巧、旧、秋、尖、晶、清、焦、琴、脏、藏、仓、参、窜’等；s、x 类宜表现凄清、清浅的情绪，如‘小、星、心、西、死、三、沙、森、桑、新、性、辛、送、素、所、酸、选、宣、许’等。 ”这就告诉我们，汉语语音的发展变化与人们对于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入、复杂情感表达的需要等，都会在一定意义上成为语音演变的一个外在力量。 语音如此，词义的演变发展更是如此了。

我们说，词义基本组成成分是逻辑意义或称理性意义，它是一个历史范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演变的。 所以，词义的扩大、缩小，或者转移，都必然和它所服务的那个社会的发展变化相联系。比如:“同志”这个词，在古代是表示“志趣、志向相同的人。 ”如《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 ”，也指“夫妻”。 如在南朝宋鲍照④的《代悲哉行》：“览物怀同志，如何复乖别”，就是指结为夫妻的意思。 在《初刻拍案惊奇》中也有一句：“舟人妄想能同志，一月空将新妇呼。 ”也是表达了与心往的人结为夫妻的愿望。 但是到了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就完全指称“为共同的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别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 ”如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又普及到除“地富反坏右”以外的一切普通的社会成员，都可以称“同志”，如称“服务员同志”“小王同志”“售货员同志”“司机同志”等。 改革开放以来，“同志” 的使用范围却越来越小了，20 世纪80 年代初，普遍使用“师傅”“小姐”，现在又普遍使用“**哥”“** 姐”“** 妹”“美女”等，这些词语的消长不正是反映了社会生活和社会观念的变化吗？

“鼎”，甲骨文是“”这个词更能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 “鼎”原是古代的一种青铜器，三足两耳，刻有精细的纹饰。 最初是一种炊器，后来因用于烹饪祭祀给神的牺牲而上升为礼器，成为国家政权中君主、大臣等的权力象征。 于是就有了“国灭则鼎迁”的事情，夏朝灭商朝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朝灭周朝兴九鼎，又迁于周镐京。 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 “鼎”本成为国家的重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 《左转》有“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的记载。 从而，“鼎”字被赋予了“显赫”“尊贵”“至高无上”和“盛大”等引申意义，使“鼎”又成为旌功记绩的礼器。 这种礼俗对于今天的礼俗也有深刻的影响。 例如，为庆贺联合国50 华诞，我国于1995 年10 月21 日在联合国总部向联合国赠送一尊青铜鼎——“世纪宝鼎”；西藏和平解放50 周年庆典， 中央政府向西藏自治区赠送 “民族团结宝鼎”， 矗立于拉萨人民会堂广场，象征民族团结和西藏各项事业鼎盛发展。

总之，鼎是我国青铜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见证，也是文化的载体。 由起初的“烹饪炊器”到国家、权力的象征，直到今天，又赋予它吉祥、盛世的象征意义，都反映了我们国家历经数千年的历史更迭与发展，既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又有重大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反映了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今天，活跃在我们现代语言里的一系列与“鼎”相连的成语，如“一言九鼎”“鼎力相助”“大名鼎鼎”“鼎足之势”等，都集中地反映了我国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和文化观念的变化，以及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的历史。

三、人称代词的发展反映社会生活的状态

在社会生活中， 人们相互往来非常频繁和复杂，为了分清彼此和亲疏，就要用一定的符号来作为不同的名称，以区别相互间的关系。 这种符号可以分为很多类， 如表示亲属关系的称谓： 哥哥、姐姐、舅父、舅母、叔父、伯父等，表示职业关系的称谓：老师、学生、教授、讲师、助教、博士、硕士、研究生；师傅、徒弟；厂长、工人等。 还有表示交际多方关系的称名，如：你、我、他、她等。 为了集中讨论，我们仅以人称代词的发展变化，来讨论它们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在汉语里，代词所指称的是说话人叫第一人称，即“我、我们”；所指称的是听话人，是第二人称，即“你、你们”；指称的第三者或者是其他的人，就是第三人称，叫“他、他们”等。 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里人称代词分为三种， 并有单数和复数之分。但要追溯它们的历史，那就不是这么简单了，它们发展到了今天，是和其社会的发展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 从总体上讲，在人类认识活动的过程中，对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得有一个区别，这就要分别给予它们一个不同的名字（符号）。 人们对于自我的认识也是从和他人的比较中开始的，在比较中才有了你我的彼此区别。 这种区别不仅可以用某种方式命名一个专名，如：赵爱国、刘大山等，但是，这在日常交际中还不够简便，于是就用一个符号来代替专名，这就产生了人称代词，作为人称区分的符号，其特点表现了人类思维能力的不断提高和精密化。 在上古时期， 人称代词中还没有专门的第三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主要由指示代词兼任的。 在这一部分里，我们只以第一人称代词为典型进行讨论，也讨论一下第三人称代词的出现，“管中窥豹， 可见一斑”，明白其中的原由。

第一人称代词，在上古有“我”“余（予）”“朕”“吾”“台”“卬”等，而且读音不同于现代。 王力先生把它们分为两个系统：

η 系：吾ηɑ 我ηa 卬ηɑη

d 系：余（予）dǐɑ 台dǐ? 朕dǐ?m

这些第一人称代词，按照出现的时间，一般也分为两类，即：

（一）“我”“余”“朕”已见于甲骨卜辞。 例如：

①己未卜，争贞，王亥杀.我。 《殷墟文字乙编·5403》

②乙丑卜，王贞，.余伐猷。 《卜辞通纂·563》

③戊寅卜，.朕出今夕？ 《甲骨文合集·》

（二）“吾”“台”“卬”“予”始见于周代。 如：

④.吾家耄逊于荒。 《尚书·微子》

⑤朝夕纳海，以辅.台德。 《尚书·说命》

⑥人涉.卬否， .卬须.卬友。 《诗经·邶风·匏有苦叶》

⑦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 《诗经·颂·访落》

上古时期，这么多的第一人称代词，各有各的用处和分布。 其中的“我“余（予）”“吾”分布最广，而“朕”从甲骨文卜辞到春秋战国时代，就慢慢地走向衰微，但到了秦代，却成为秦始皇作为天子的自称，一般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够使用的，而“台”只见于《尚书》和东周铜器铭文；“卬”也只在《诗经》《尚书》中偶尔出现。 这种情况说明了古代人的思维概括能力比较低下，对于“我”和我与他人的概念区分的不是那么清晰，自我意识淡薄，群体观念较强，这与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有关。 庄子说：“且也相与吾之耳矣，庸讵知吾所谓吾之乎？ ”［3］可见，前人对自己的认识并不那么简单，而是要“以自己的经验通过传统发现自我，并在传统的根源中找到自我的根源。 ”［4］才有可能真正地认识自己。 但是在句子的语法关系上却有明显的分工。 例如：

⑧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 《论语·阳货》

⑨今者.吾丧我。 《庄子·齐物论》

⑩.我张吾三军而被吾甲兵。 《左转·桓公六年》

从这三个例句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吾’字用于主格和领格，‘我’ 字用于主格和宾格”［5］；当“吾”“我”在同一句话里出现时，“吾”往往做主语，而“我”则做宾语，或者“我”做主语，“吾”做定语。 但是，我们也看到上古第一人称代词随着社会的发展而逐渐趋于集中统一，即“我、吾、卬”这个系统向着“我、吾”集中，“余（予）、台”也向“余（予）”集中，加之，自秦以后，因“朕”被秦始皇所独有，就只有“我、吾、余（予）”四个第一人称代词了，而且“吾、余（予）”在口语里也逐渐失去了它存在的地位，所以，“我”就成为最得势的第一人称代词而延续至今。 也就是说，自东汉以后，接近口语的作品多用“我”字，而很少再用“吾”字，“吾”字多用于庄重的书面语或者引用古代典籍的句子之中。 例如：

?我欲东归，害（梁）不为？ 水何（梁）汤汤回回？《汉乐府·巫山高》

?我是佛弟子。 《法显传》

?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赠汪伦》）

?苦哉生长当驿边， 官家使我牵驿船。 （王建《水夫谣》）

?我二儿之优劣，乃裴乐之优劣。 （《世说新语·品藻》）

再以下面的例句作个对比：

?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 （曹操《军谯令》）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东归。 （曹操《苦寒行》）

不过， 那时它们的界限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在《孔雀东南飞》中，“我”“吾”还是并用的，但如果联系介系词来考察，我们又会发现“我”“吾”有白话和文言之分。 如果用系词“是”构成判断句，主语或宾语往往是用“我”而不用“吾”，这种区分大约是在南北朝时期。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时期呢？ 因为西晋末年大乱，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的劳动民众迁移到长江流域，对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使东晋南朝的社会基本上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这样，一方面劳动民众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发展长江流域的经济，同时也为士族、贵族提供了享受特权，得到充裕的物质供养，过起安逸奢侈的生活，但在文化上的成就是划时代的，首先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 自东晋起一改不离古拙的作风，出现了新巧的境界，例如，以古文（散体文）改革骈体文，为唐代韩愈开古文运动之先锋；自宋齐革新之始，到梁陈，为形成后来唐朝的律诗律赋和四六文做了铺垫；在艺术方面，王羲之的书法、顾恺之的绘画、戴逵的雕刻等，都在东晋时期完成了革旧布新的事业。 东晋王朝的实际创造者王导，为联络南方士族，常说吴语，甚至向南方士族陆玩⑤请婚，其目的在于求得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稳定他们的统治地位。 在这种政治、经济条件下，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于是吴方言中的第一人称代词“侬”也随之进入汉语书面语之中，但这个“侬”字一直带有方言的烙印，而未能成为民族共同语中的一个基本成员。 正因为这个原因，在南北朝的民歌中就出现了“侬”“我”并用的现象。 例如：“芳是香所为，冶容不敢当。 天不绝人愿，故使侬见郎。 ”（《乐府·子夜歌》）“春林花多媚，春鸟意多哀。 春风复多情，吹我罗裳开。”（《子夜四时歌·春歌》）。到了宋代，又出现了“俺”第一人称代词，至今还在汉语北方方言中通行。 例如：

?好恨这风儿，催俺分离。 《金谷遗音》

?你曾惜俺如珍宝，今日看如粪土。 《董西厢记二》

?肖上唇拄着棍子，从人群中蹦出来，嘴里发出呜呜噜噜的叫声： ……这是……俺家的树……。（莫言《蛙》）

后来，又在宋金词曲里出现了“咱”这个人称代词。 如：

?咱有服制，蛇人、、谁人敢为做媒？ 《新编五代史话》

?教惶惶浪儿每都伏咱。 《董西厢记·一》

?也是咱运拙时乖。 《阳春白雪》

“俺”“咱”的出现，表明了汉语言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现代汉语的过程中， 北方方言词汇日渐被吸收的基本特点。也说明人们对于“自我”的认识除了有一种“包括性”的特点外，更显示出“自我”的价值观。 所以，“咱”的运用就比较复杂一些了。 例如：

?咱怎么敢跟人家比呢？ 人家是火车头。 咱得向人家看齐！

?你们不服气？ 那咱就比一比！

显然，例?中的“咱”是一个单数，即“我”，例?则是表示复数的“咱”，是一个包括式的代词，称代对话者的双方，即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内的若干人。 这种用法，一方面说明了第一人称代词不但进一步简约化，而且有了不同语境的不同用法，对于自我的身份区别更加鲜明，更加“看重自己”。

至于第三人称代词的出现，更能说明中国社会发展与人们的文化观念的进一步深入的关系了。 我们知道，在上古时期，真正的第三人称代词是没有的，在言语中涉及到第三者时，往往用指示代词来替代。 例如：

?有臣柳庄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 闻之死，请往。 《礼记·檀弓》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论语·颜渊》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孟子·滕文公上》

?彼竭我盈，故克之。 《左传·庄公十年》

?我皆有礼，夫犹鄙我。 《左传·昭公十六年》

在这些句子里，“之”“其”“彼”“夫”都当做人称代词来用，但是，一般情况下，它们都是当作指物的代词来用的，还不是纯粹的人称代词。 到了东汉时期，又产生了“渠”“伊”“他”等第三人称代词。 东汉时期（115～280 年）正是继续对外扩张，由统一走向分裂时期。 经过大混战，最后形成了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汉吴三国割据势力， 到晋武帝时，全国又以黄河流域为中心，完成了统一的事业。 这种一分一统，在客观上促进了文化的大交流和思想观念的碰撞变更，突出的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王充唯物论思想与属于今文经学派的谶纬唯心论思想、文学艺术上的变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时，佛教文化在其中起到了影响， 动摇了它们对立间的均势，在思想方面，让位给老庄的玄学，玄学与佛学相继而起。 然而，儒学原本具有的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却被两汉今文经学派（以董仲舒为代表）力图变儒学为宗教，奉孔子为“教主”，造谶纬来神化孔子，《道德经》本来属于唯物论的经典，魏晋人士却也要把它解释为唯心论。 在这样的文化思想的状况下，这种人称代词的使用也必然纷杂不一。 到了今天，其中的一些表示第三人称的代词，已经消失，有的还活跃在某些方言里。 例如：湖北省崇阳方言的“伊来川冇哇！ ”即他（她）来了没有？ 等。

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引起精神文化生活的变化。 直到“五四运动”之前，“他”字由“旁指”发展成为第三人称代词，大约是从晋代开始的，到了唐代就被普遍地使用了。 其间也有过“他”“伊”并用的现象，但没有男女性别的区别。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后，“他”字兼称男性、女性和其他事物，也有一些文学作品用“伊”字来专指女性第三人称的。 例如，在著名的杭州“湖畔诗人”的诗集《村的歌集》中有《怅惘》一诗：

伊有一串串的话儿

想挂在伊底眼角传给我

伊看看青天上的白雁儿

想倩他衔了伊底心传给我

其中的“伊”字代表女性，而“他”则是指“白雁儿”这个“物”，依然延续着先前的用法，但是到了20世纪20 年代，“她” 字基本上成为女性的第三人称的专门代词，表物者则用“它”，于是，“他”“她”“它”有了基本的分工。 所以，不要小看“她”这个代词，“她”被整个中国社会接受，不是反映了社会思想观念的变革吗？

四、结 语

语言是历史的叙说，是历史的折射。 通过观察汉语言发展的历史、 汉语言的结构特点及其演变，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面貌和现实特点。 它表现的不仅仅是汉民族的社会生活，也同样反映着国内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步的基本面貌和社会生活情景。 语言变化是渐进性的，即在稳定中演变，这种变化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渐的、个别的、多层次的、多类别的，既有时间的渐进性，又有时间的突变性，并且不是表现在一个方面，而是多个方面，如语音的、词汇的，语法的等，但变化最大的，最快的，则是语言的词汇，它的变化可以直接折射出社会的变化，反过来说，社会的变化直接影响语言词汇的发展、变化，如新词的出现，词义的扩大、缩小、转移或义项减少或增加等。 其次是语音和语法。 所以，社会须臾离不开语言，语言也必须存在于社会，语言是社会的“脉搏”。 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反映在它的语言上。 研究中国社会，不能不参照其语言的变化、发展的事实及其过程。 特别是表现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更为突出。 例如：夫妻称谓的变化：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除过共用“爱人”一词外（除过偏远的地区和农村以外），还分别用“丈夫”（男）、“妻子”（女）、“男人”“女人”等。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没有俗雅之分，普遍使用“老公”“老婆”，一改原来“老公”的贬义和“老婆”的低俗情调，在一些人的认识上和心理感受上都成为可以接受的中性称名了， 说明社会追求低俗文化的思潮泛滥，偏离了求雅求新的夫妻称谓的心理取向，是否还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我们只有顺观其变了！

注释：

①史称“阪泉之战”，有三说：一是在今山西省阳曲县东北，相传旧名为“汉山”；二是上阪泉和下阪泉。 原为一个村庄，叫阪泉村。 这里也有可能是阪泉之战的战场。

②是指早在甲骨文出现之前的一种文字，距今已有五六千年的历史。 这就是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彩陶上重复出现的有规则的简单符号，就是古汉字的前身。

③严佛调：我国最早的出家人，为东汉末年临淮考城（今盱胎铁峙）人。 他是我国汉人出家的第一人，境外传道的第一人，撰写经书的第一人，翻译佛经的第一人，生卒年不详。

④鲍照：生卒年为414 年～465 年，字明远，东海郡（今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长城镇）人，南宋杰出的文学家、诗人。 宋元嘉中，临川王刘义庆“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鲍照以辞章之美而被看重，遂引为“佐史国臣”。

⑤陆玩：生卒年为278 年～348 年，亦作陆琉（米芾作陆统），字士瑶，吴郡吴县（今江苏省江苏市）人。 东晋时期士族重臣，书法家，出身吴郡陆氏，为东吴丞相，高平相陆英之子。

[1][德]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多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7.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75.

[3]庄子·大宗师[Z].

[4]李雪涛.论雅斯贝尔斯的世界哲学史的观念，代译序[A]//[德]雅斯贝尔斯.大哲学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4.

[5]王力.汉语史稿（中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262.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导刊 网址: http://zgshdk.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494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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